那会儿，深水埗的湿漉漉的街边，李嘉诚正蹲在塑料花摊子前，数着刚卖出去的钱。三十岁不到，头发已经开始稀疏，手掌却磨得像个老农。旁边布摊上，阿妈一边缝补衣服，一边嘀咕："阿诚，你就不能换个正经活？"他没回话，只是把一枚硬币丢进烟灰缸，"啪"的一声脆响，烟灰里又多了一个窟窿。

三个月后，租来的铁皮屋里多了一台二手打字机。凌晨两点，油灯映着纸页，他誉满香江的"长江塑胶厂"第一份订单就誊在这里。第二天去跑广交会，穿得洗得发白的西装，口袋里塞着英文词典。外商故意刁难，问"长江"怎么读，他愣了三秒——现学现造的"Jiā-cháng"磕得结巴，对方却直夸"好名字，好生意人"。

六十年代的香港，塑胶厂像雨后春笋冒出来，可李嘉诚的账本却记得异常工整。每天收工后，他拎着账本去夜校，和送外卖的壮族兄弟挤在教室最后一排。有次老师提问"成本控制"，他站起来："人家卖五块一个花瓶，我只要两块半，赚的钱够买三块半。"全班安静了，老师拍下他泛黄的手："这才叫生意经。"

九十年代初，金融海啸砸门时，整个半岛码头都炸锅了。李嘉诚却摸着黑赶去见英国侨领。第二天，二十亿港币的基建工程签了合同。有人问秘诀，他指着维多利亚港的霓虹："香港这盏灯，亮在谁家账上，得看谁手稳。"当年他给儿子讲道理，也这么说："做人就像这码头起重机，轻轻一靠，稳稳当当。"

当然，也有背水一战的时候。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，恒生指数跌停板，他站在办公室窗边，看着对岸中银大厦的灯光一点点暗下去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老对手郭氏集团裁员新闻。他随手抓起钢笔在备忘录上画了个圈："收购。"财务总监差点跳起来，三个月后长江和记宣布成立，港交所的钟声敲响时，他西装袖口还滴着咖啡渍。

现在回头看，那些塑料花就是他人生的棋子——当同行还在研究颜色配方时，他在算香港机场的年吞吐量；当阿妈的缝纫机还在响，他在磨英语发音。有次记者问"成功秘诀"，办公室投影仪上跳出张发明的黑白照片："少听聪明人的话。"旁边括号注明："多听傻子的建议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