午后的阳光还有点毒，我调了调嗓子，又哼了一遍《北国的人》。这歌是老掉牙了，但在东京，尤其是在这神保町，好像有点儿意思。刚才那辆黑色保姆车停下来，停得老稳，车窗降下一点缝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探头出来，看着我。

“小兄弟，一个人唱啊？”他声音不高，倒挺客气。

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有时候，外国人搭讪就爱这么直接。但这家伙不像。他看着我的吉他，又掂量了一下手里的咖啡，杯底都印着“SUNBEAM”，听口音像是台湾人。他递过来几张钞票，十块。

“听你说。”他仨人下车，坐在我面前，把车停在路边，引擎没关。这三个上班族，掏出耳机，耳机线绕到仪表盘上。我哼得很投入，看他们听得很专注。这是好事，至少说明有人入耳。

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旧书店的灯都亮了。书店老板娘从里屋出来，探头看了看，笑着摇摇头，没说什么。她认识我。我在这儿唱了大概三个小时，钱不多，也就两百多块，但我挺高兴。至少有人愿意听。

我把吉他往肩上一搭，刚想走，那黑保姆车又停在我面前。车窗降下来，还是那个戴眼镜的男人。

“还唱？”他问我。

我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
“我是个经纪人，”他说，“专做演歌的。”

我下意识摸了摸口袋，里面是刚赚的钱，还有半瓶矿泉水。演歌经纪人？这年头，都什么脑回路啊。我有点懵，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。

“你，唱得不错。”他顿了顿，像是考虑着什么，“我老板想听听你唱的《限界バス》。”

我更懵了。这歌最近挺火，但太难了，我练了才两三次。我摇摇头。

“不行的。”

“试试。”经纪人说，“晚上有空吗？我家有设备，可以录一段，发给我老板看看。”

我看着他那双笑眯眯的眼睛，突然觉得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但我没什么可失去的，又能在这东京怎么着？我点点头。

“行。”

他递给我一张名片，我随手塞进口袋，没看。他发动车子，我也拎着吉他跟上。车没开多久，就停在了一个公寓楼下。

“到了。”他说，“你上去吧，我们等你。”

我上了楼，电梯很安静，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男人和另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在门口等着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