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张头死的时候，我正忙着给省报写一篇关于城市规划的稿子。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我正对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的数据发愁。接电话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这个角度能不能再换一个，那个数据能不能再细化一点。“喂，小王啊，是王记者吧？

“是是是，张叔您哪句话？”

“唉，别是忙吧，我这……咳咳……”张叔的声音从那边传来，带着一股子老烟枪没吸到烟的急促。

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赶紧把电话挂了，心脏突突地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张叔？他怎么突然打来？而且声音听起来那么难受。我赶紧拨过去，这次是我自己先开了口：“张叔，您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没事没事，就是……老李头走了。”张叔的声音顿了顿，像是怕我误会，“就是隔壁的老李，红糖李，你说那个卖糖葫芦的老太太，前两天走的。”

红糖李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老城区那边确实有个老太太卖糖葫芦，黑乎乎一个大车，车把上挂一串红辣椒，特别显眼。可这跟张叔有什么关系？

“张叔，您说清楚点，红糖李死了跟您有什么关系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传来张叔带着哭腔的笑声：“我吃饱了还跟饿不死我似的？我是说……我是说，老李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，他走，我能不知道？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张叔住在老城区，小时候经常去他家里玩，那时候老李头还年轻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，糖葫芦一串几毛钱，酸酸甜甜的，是我童年记忆里为数不多的甜味。那时候哪有什么商场超市，小孩子口袋里没几个钢镚儿，最盼望的就是能遇上老李头，买上一串糖葫芦，一边走一边吃，嘴里甜得不行，心里也甜得不行。

“张叔，您别哭，老李头走了很正常，人总有这么一天的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一点。

“可不是嘛，就这么走了，早上还看见他出门卖糖葫芦，下午就……”张叔的声音哽咽了，“那车，我明天给他收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了老城区。张叔果然在老李头的糖葫芦车旁边，他是个老电工，穿着沾满油渍的工装，手里拿着个扳手，正使劲地敲打着什么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