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〇八年，汉堡港的晨雾还没散尽。码头边，蒸汽机车喷着白气，把几个穿着破旧工装的德国佬赶得东躲西藏。其中有个矮胖子，叫汉斯，四十出头，手上老茧比船锚还厚。他刚从三号工厂倒班回来，揉着发胀的太阳穴，狠狠抽了支烟。

“又是个没完没了的循环，”汉斯把烟蒂扔进泥水里，烟头在浪花里歪了歪，像小丑的帽结，“老板说订单从南非涨到中国，可咱们连奥德赛铁路的零件都供不上。”

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不远处果然停着几艘运煤船。磅科厂刚装完货，黄褐色的煤像卖相不错的巧克力，哗啦啦倒进船舱。汉斯的兄弟老弗朗茨已经蹲在板凳上啃面包，旁边几个工人嚼着雪茄，赌明天哪条船能多装半吨。

“听说柏林又派督军来巡视了，”老弗朗茨把餐巾擦到嘴上，眼角浮着油渍，“这次还是那位——特工部出身的普里希。”汉斯没接话，栅栏外传来巡逻队的脚步声，钉子把砖铺路震得咯吱响。他想起上个月厂里搞的效率竞赛，二十个裁缝抢着缝制军装，活儿没干完，火化的名单却先印出来了。

巷口突然炸开枪声。汉斯缩进门洞时，看见巡捕把几个抗议工人的嘴巴塞进麻袋，带头的家伙脸色发青，但攥着告示牌的手像铁铸的。“每日十二小时——他们管这叫黄金标准！”告示牌上烫金的字在雨里晕开，汉斯盯着最后一行小字，那串数字让他想起老婆本周要补的袜子。

水电厂的发电机嗡嗡作响，远处炼钢炉的火光映在玻璃窗上。汉斯推开办公室的隔板，扑面而来的是机油和墨水的味道。账本摊着，墨水渍像污点打在“利润率”三个大字上。他拿起笔，在空白页画了道线，又折了回去。

“最后一搏吗……”他在纸上写满齿轮和齿轮的咬合，墨水没透的角落写下老婆的名字。窗外，炮台厂新来的蒸汽坦克在空地上练习打转，金属摩擦声把夜空都震得发响。汉斯的铅笔在纸上一划，连声音都听不见了。他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抖，但接下来的话却异常平静：“再撑一个季度，等拿到那笔苏伊士铁路的贷款。”

他揉了揉眼睛，看向窗外。高炉里红彤彤的火焰映在他脸上，让他的胡子都染上了暖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