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板娘，来碗馄饨，多加个蛋！”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街头巷尾响起，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。我正站在自己的小吃摊前，麻利地包着馄饨，头也没抬，应了一声：“好嘞，马上来！”

来人是个二十出头的愣头青，穿着件皱巴巴的T恤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一看就是没睡醒。他把钱包扔在柜台上，手指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老板娘，你看……能不能便宜点？我今天没吃饭，就带了个馒头。”

我低头看了看他的钱包，里面零零散散只有几块钱，手指粗短，指甲缝里还沾着油渍。这种的组合，一看就是底层挣扎的料子。我刚想开口，就听隔壁摊传来一个尖酸刻薄的声音：“哟，这不是那个离婚的骚女人吗？还开了个小摊子，就这点出息？”说话的是对街卖花生的张婶，仗着自己男人在社区小当官，走路都带着风。

我头也没抬，继续包馄饨，心里却泛起一阵厌烦。离婚？那是过去的事了。我现在靠自己双手挣钱，日子过得多滋润呢？用不着你们操心。

那个愣头青可能察觉到了张婶的敌意，眼神怯怯的，握着桌角的力道都重了些。我包完馄饨，煮了一碗递给他，顺便说道：“不够吃的，馒头可以再给你买个。”

他愣了愣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道谢：“谢谢老板娘！谢谢老板娘！”

我收回那一百块钱，他显然是没钱了。我也不想跟这种人来劲，转身准备去收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我：“等等！”

我下意识回头，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了摊子前。他大约三十五六岁，戴着金边眼镜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正是我前夫，林峰。

他手里捏着个公文包，手指头夹着根签字笔，走到柜台前，打量着我，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。我刚想说什么，他却抢先开了口：“你说，我找上门来，是不是太不识趣了？”

我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，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当初离婚，不是因为穷，而是因为他说他外边有人了，要跟她离婚。那时候我怀着孕，为了肚里的孩子，咬牙答应了。后来他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小女人，日子过得风风光光。

没想到，没过多久就闹得人尽皆知，说我给他戴了绿帽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