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揣怀里还是有点凉，屏幕亮着幽幽的蓝光，我妈的消息一直没删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对着空气喊：“妈，我到了！”声音在荒凉的工地上飘得没影儿，只有远处工地偶尔传来几声敲打声，咚咚响得人心慌。转身上地铁，这车跟沙丁鱼罐头似的，一点空隙都没有。

我在里面被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里的那条，肩膀被旁边人怼得生疼。这车在城里跑，人声鼎沸，手机里我妈最后发来的消息还在震动：“儿子，到了给妈说一声。” 我回复了个“嗯”字，然后就没下文了。我知道她担心，但我也得先站稳脚跟不是？

出了地铁站，天色都快擦黑了。我拖着那个三十多斤的行李箱，箱子里就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厚厚的专业书。路过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太，看着她那黑乎乎的手和被烟火熏得发黄的脸，我鬼使神差地买了块红薯，五块钱一个。

咬了一口，烫嘴，甜丝丝的，怪产的。我蹲在路边啃着红薯，看着眼前的高楼大厦，心里头空落落的。这就是我来的地方，一个我花了三年时间，借遍所有亲戚朋友的钱才凑够首付的地方。

手机又震动了一下，我掏出来看，是我妈发来的：“吃的了吧？别饿着了，晚上吃什么？”

我笑了笑，没回话。红薯已经吃完，手里空落落的。手机揣怀里，还是有点凉。我抬头看了看那几栋黑漆漆的楼，它们像几头张着嘴的巨兽，把月亮都给吞了。

我走到一个小区门口，小区里的人生活气息挺浓。有遛狗的，有下棋的，还有小孩在玩滑板。我在门口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张租房广告，是我用攒了快一年的工资租的房子，八十平，一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卫生间，一个月租金八千五。

贴完广告，我就去找工作。我在网上投了十几个简历，都是那种招人立刻就能干的活儿。有一家小公司看中我了，让我去面试。

面试那天，我穿得整整齐齐，比来的时候利索多了。面试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男人，姓王，王建国。他问我：“你以前干什么的？”

我如实回答：“一个工程队的，做技术。”

王建国点点头：“行，我们这儿正好缺个人，你明天可以来上班。